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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孩顺风车遇害,何说好友娱乐必扯上“消费降级论”

浏览次数:    时间:2018-08-28

  女孩顺风车遇害,何必扯上“消费降级论”

  ■ 观察家

  存在什么问题、出现什么问题,就解决什么问题,而不应泛化、抽象化,以博取廉价的眼球。

  温州乐清女孩赵某坐顺风车遇害,让滴滴陷入了网络论战的汪洋大海。舆论声讨之下,滴滴道歉,并关闭了顺风车业务。

  公众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。上一次郑州空姐遇害案发生时,实际上已有过一轮质疑与批评。然而,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或许,区别只在于这次比上次更恶劣、更刺激公众的情绪。

  随着舆论的发酵,一种关于消费降级的论调令人惊悚。有人说,中产的温州女孩因为消费降级,选择了顺风车,这才遇上同样是消费降级的滴滴司机钟某。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,“留守儿童,辍学,创业失败者,互联网金融难民,他一人身上把太多雷全占了。”

  顺着这个思路,不难发现,女孩与司机,基本上可以涵盖这个社会的一大半人:一边是焦灼的中产,他们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,高房价、子女教育以及医疗、养老等消费,会让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有很多不确定性,从而影响到现实的消费支出,而从专车到顺风车,似乎也有了自洽的逻辑;一边则是数目巨大的滴滴司机,留守儿童以及众多游荡在城市的底层劳动者,俨然共同构成了一个边界模糊但坚硬存在的群体。

  按照这样的勾画,只要这两个群体的人一旦有了交集,就必然会面临不测的风险——不是谋财就是害命。一起刑事案件,在这样的演绎中,隐隐然有了不同阶层冲突的迹象,成为两个阶层之间的战争。毫无疑问,这是将极端个案夸大为群体对立的过度解读。而类似的论调并不陌生,此前在杭州保姆纵火案引发的保姆与雇主关系讨论时也曾出现过。

  虽然其逻辑漏洞很明显,但不得不说,该说辞中渲染的那种阶层对立论调值得警惕。如果这样的论调可以成立,则非但社会难以正常运行,服务业也不可能正常发展,普通民众的成长空间也必将日益逼仄。

  必须看到,这个社会上存在极少数反社会人格者,这是事实,但不能将这种现象泛化,更不能将对个体的画像移植来作为一个群体的表征。

  同样,城市中产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也是事实,但仅仅靠这些并不能得出“消费降级”的结论,公众喜欢“物美价廉”是一种消费天性,并不能就此以偏概全,成为整个群体的消费特征。

  存在什么问题、出现什么问题,就解决什么问题,切忌泛化、抽象化。除了博取一些廉价的眼球之外,这样人为制造人群对抗的做法并不高明,也无助于弥合这个社会本来就存在的裂痕,更不可能增进共识。

  治理之道,在于切中肯綮,辨证施治,及时化解,而非不分青红皂白,一篙子打翻一船人。任何希望一夕完结的想法,都未免简单化了。那样痛快则痛快了,却可能重回之前的“打车难”“出行难”,这显然不是最合乎公众利益的方案。

  女孩坐顺风车遇害,引发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不拘于一域,但罔顾其中的极端化情况和偶然因素,上升到阶层对立和消费降级的层面,既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撑,苍白无力,也是对社会情绪的刺激,对公共理性的背离,并不可取。

  □斯远(媒体人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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