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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中生有”看义乌说好友娱乐(人民眼·改革开放40周年)

浏览次数:    时间:2018-08-17

2018年春节前,义乌小商品出口迎来高峰。
  人民视觉

上世纪80年代的义乌小商品市场。
  资料图片

上世纪80年代的义乌小商品市场。
  资料图片

俄罗斯世界杯带火义乌体育商品。
  龚献明摄

义乌,几乎关联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:家里的哪件物品,说不定就是“义乌小商品”。

似乎总和“小商品”捆绑在一起,但义乌的小商品背后,有大市场、大改革、大开放、大诚信。义乌的发展被评价为“无中生有”“点石成金”。

“义乌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。”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多次赴义乌调研指导。

2015年12月4日,习近平主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企业家大会上指出:“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省,有个小城叫义乌,号称世界‘小商品之都’,现在有几千名非洲商人常驻那里,从事中非贸易。”

而在改革开放之初,既不沿海也不沿边的义乌,只是浙江中部一个几无工业基础、人多地少的贫穷农业县。

义乌的“小商品之都”是“闯”出来的:早年顶着“投机倒把”的帽子沿街叫卖,上世纪80年代末以商业资金积累进军加工制造,进入新世纪逐浪电子商务大潮,如今又探索贸易方式改革指向“买全球,卖全球”……

回望前行之路,可感义乌政府部门的“放”:顶住压力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,建设信用体系促进“以信立业”,“跑一次没办成窗口”为“放管服”改革加码……

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鼓点,具有经商传统的义乌人搏击市场,勇立潮头,“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、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。”

群众敢想敢试,干部敢于担当,在夹缝中“撬”出商品市场

198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,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正在县城街上走着,一个青年妇女突然拦住去路,高声质问: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?”

说起当时的鲁莽之举,何海美至今仍有些难为情。

1978年,时年27岁的何海美为生计发愁。全家人仅靠丈夫的微薄收入过日子,往往才过半月,就捉襟见肘了。这时,何海美的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,带来十几张明信片——这在当时可是新鲜玩意儿。何海美和兄弟姐妹商量:把这些明信片拿到电影院门口卖了,可能有钱赚呢!

问一圈,没人肯去。何海美自己去了,结果很快售罄。又想法子进货去卖,3天3夜下来,赚了32元!她两眼放光:“做生意能赚钱,能让家人吃饱饭!”当时,私人买卖是被禁止的。抓住了,就是“投机倒把”。

质问谢高华的那天,何海美在街上卖尼龙袜,被县政府“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”人员抓了个现行,货物全被没收。她又沮丧又心疼,站在路边久久不肯离去,“就在这时候,看到十几米外的路口,有个人一边走一边抽着烟——这不是谢书记吗?我几步赶上前把他拦住了。”

过了几天,谢高华又在街头被另一个妇女拦住。这个妇女叫冯爱倩,是5个孩子的妈妈。她的问题与何海美如出一辙: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?”

在何海美拦路20多天后,义乌县政府给她发来通知:县里要开大会,请她参加。开会那天,商户去了三四百人,全县的机关干部都到场。谢高华在会上宣布,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,不是违法的商品不能没收,政府要支持老百姓致富,谁再为难他们就处理谁。讲完后,全场拍手。可是,何海美没顾上拍手,因为正激动得抹眼泪呢。

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步,就是这些倔强的义乌人,从夹缝中“撬”开来的。在此基础上,义乌最终形成“四个允许”:允许农民进城经商、允许长途贩运、允许城乡市场开放、允许多渠道竞争。

义乌县城稠城镇,工商所所长在广播里号召商户,一个带两个,两个带三个,一起做生意。何海美热血沸腾,带着五六十个邻居、朋友,一起做生意。

1982年9月5日,政府用水泥板搭起两排简易摊位,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。这便是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——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。何海美成为市场的第一批商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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